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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陈琳国老师的大作《中古北方民族史探》、《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很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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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陈琳国老师，是在何兹全先生的红楼家中，时间大约是2003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当时的何先生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敏捷，但毕竟已是九十余岁高龄，学校于是返聘刚刚退休的陈老师辅助何先生。
何先生笑眯眯地看着陈老师，以他一贯的不疾不徐的语调，勉励道：琳国啊，好好干，你还有四十年的干头！当时闻言，陈老师莞尔，举座欢然。及今思之，先生、师母、陈老师均已阴阳两隔，怎不令人百感交集。
展开剩余90%陈老师身为师门的大师兄，继承和发扬了何先生的学术风范，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民族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博士毕业后，陈老师依然跟我保持着邮件联系，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期间，陈老师的《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东羌与西羌辨析》《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等数篇文章，在被有关刊物录用之后，曾嘱我帮忙按刊物格式进行修改校对和摘要翻译，故而得以第一时间了解陈老师的学术进展，并深为陈老师的创见折服。
因为以上种种机缘，我在后来自己的教学科研中，便会常常学习陈老师的论文，而且常读常新。以下便试着将我读陈老师论著的体会整理出来。
一、对何先生学术成就的总结和弘扬
陈老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天资极高，又师从何先生多年，深受先生学术熏陶浸染，因此也是对先生学问了解体会最深的弟子之一。
他写过多篇文章来总结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为祝贺先生八十五华诞撰写的《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学术道路──何兹全先生学术成就概述》（《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何先生主编的多卷本 《中国通史》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式出版后写的《写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读后》（《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何先生作为本卷主编，亲自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和第六章的一至五节），1998年与朱培、饶胜文对先生访谈后，写成《开拓者的追求──何兹全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为何先生九十华诞撰写的《在重大史学问题上不断创新——何兹全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何兹全教授：坚持唯物史观、卓然有成的中国社会史学者》（《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3期）等，这些从不同角度对先生学术成就的梳理、阐释，既是弟子对于先生学术的总结概括，也为学界深入了解先生学术贡献提供了路径和角度。其中，《何兹全教授：坚持唯物史观、卓然有成的中国社会史学者》一文，更是我们窥探何先生学术理路、贡献的门径。
在这篇文章里，陈老师回顾了何先生的治学历程，指出何先生从青年时代研究三国魏晋社会史开始，走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发展规律的探索，最后凝结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陈老师将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总结为五点：不平等部落联盟说、早期国家说、对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客观分析、古代社会说、汉魏之际封建说，对于其中的每一点，陈老师都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简明概括，让读者对于何先生的学术理路有了具体深入的认知。
在总结完何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学术成就后，陈老师又对何先生影响深远的专题研究进行了概括，即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兵制史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既有学术史梳理，又指出先生的学术观点和成就。最后，陈老师对于何先生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治学特点等进行了总结，指出何先生坚持以唯物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主义，由此形成了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
何先生对于自己的治学历程、学术特点有过不少的自我总结，但是陈老师对于何先生学术内涵、学术创新、学术成就的全面总结阐释，既可以视为一次全面的学术史回顾，又是我们理解何先生学术可以仰赖的导读之作，初学者必从此问途，方可得其门而入。
二、对中古民族史研究的贡献
陈老师很早就已经关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1985年《魏晋南北朝史上的三个问题》（《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一文中，陈老师就把“民族融合的进程”与“依附关系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演变”并列为魏晋南北朝历史中的三大问题之一，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匈奴、羯、乌桓、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都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民族融合的前提是不同民族的错居杂处，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内迁则是第一步”。在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因其较好的民族政策和汉化改革，“对最终从文化和心理素质方面消除民族隔阂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1995年，陈老师发表《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古代民族观，也即“夷夏观”的形成发展进行宏观纵论，指出：
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随着华夏族的形成而形成的，是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发展而发展的。民族观在发展变化中，一些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逐渐被剔除，歧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不断淡化而“华夷一家”、“今之夷狄多类古之中华”等一些比较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进步观念产生了。把民族压迫与专制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批判，则更进一步克服了民族观的片面性、狭隘性。民族观的变化，是民族关系变化的反映，而反过来对中国各民族的进步， 对各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从中国古代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对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今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重理论观照的同时，陈老师更是从解决具体历史问题入手，深化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他首先关注的便是南匈奴的问题。
2006年，陈老师发表《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对史学界向来关注的汉魏北朝屠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究。传统观点大多认为，“休屠”、“屠各”为同一族类，研究南匈奴则必牵涉休屠、屠各族属，而史书明言刘渊为屠各种，则刘渊有伪造世系之嫌。基于此，陈老师的问题意识极为明确，即“屠各”究竟是不是“休屠”？“屠各”与南匈奴的关系怎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文中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屠各’与‘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有混用的情况”，“但是在文献记载中，不论是同一部文献，还是不同的文献，‘休屠’与‘屠各’(或‘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则从未混淆过”。再通过考证汉武帝以来直至北魏时的居地、姓氏等，指出休屠部众以金、王为大姓，主要活跃于秦、凉、雍等西部一带，是匈奴中较小的部族；而“屠各”则是南匈奴部众的一部分，主要活跃于并州、中原及东北边郡大片区域，因此屠各不是休屠。
关于第二个问题，文中详细考察了汉末南匈奴的几次叛乱事件，指出屠各不仅是南匈奴部众，还是其中最为豪贵的种族，南匈奴单于即世代出于屠各，《晋书》所言南匈奴十九种中“屠各最豪贵”无可怀疑。在澄清这些基本问题后，又进一步指出，“屠各刘渊本是南匈奴单于嫡裔,绝非假托。南匈奴五部都以屠各刘氏为部帅,故五部匈奴都称为屠各,这不是所谓屠各之称的泛化。”
在厘清南匈奴屠各种及刘渊族姓的过程中，陈老师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既然屠各作为匈奴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名称, 为什么文献中直到东汉后期才突然出现？为了解决这一疑问，陈老师又撰写了《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将这一问题放在南匈奴南迁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南匈奴的单于传承制度，从而解决了这一历史疑团。
东汉永和五年, 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 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而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 更导致南 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南单于居车儿在位时, 将匈奴旧制兄终弟及改变为父死子继，而“屠各”之称恰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在此之前，屠各种的虚连题男性成员,有资格依次进入从当户到左贤王的序列,并享有相应的权力和权利, 包括拥有若干土地、部众、畜产品和战利品等等，而且只要表现优异，还能在本姓族的范围内不断地上升，直至到最高的级别。但传承制度的改变，使得屠各种的尊贵地位受到威胁，迫使他们亮出自己的屠各身分，以血统作为旗帜，与企图改变传统的做法抗争，这就是此时突然出现“屠各”的原因。
这样一种条分缕析的阐释，为我们厘清了东汉以来南匈奴南迁及其屡屡叛乱的内在原因。但这远不是陈老师的目标，陈老师还要对南匈奴进一步南迁的原因、南匈奴进一步南迁的时间地点以及南迁后南匈奴的状况和分布等问题作出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读。
因为将匈奴贵种屠各的问题搞清楚了，南匈奴的进一步南迁便不再是以往研究者的笼统说法，而是将大约中平五年后才离开西河美稷南迁的南匈奴细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后来落脚于河东的单于於扶罗部，一是南迁至离石左国城的南匈奴左部及其部众；更多的则是从朔方、云中、定襄、雁门及上郡等南下到达后来曹操设置的新兴郡的南匈奴部众，他们由作为南单于嫡裔、与杀害其祖父羌渠单于的左部势不两立的刘豹统领，刘渊、刘耀因而都成为“新兴”人。
后来，於扶罗之弟呼厨泉继单于位，建安时被曹操留为人质，同时“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所谓“贵者”，即是南单于后裔的刘氏诸帅，至此，汉末分裂的三股势力合而为一。
这两篇篇幅并不算长的文章，却对于南匈奴研究中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澄清，充实了匈奴史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西晋以来的杂胡化趋势及十六国开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南匈奴的研究之外，陈老师还对氐羌进行了独树一帜的研究，2008年发表的《东羌与西羌辨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针对汉代东西羌的争论，进行了重新梳理考订，认为胡三省对于东西羌的认识是正确的，即“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陈老师对此进行了详审论证后，指出东羌并不是西羌东迁，而是春秋战国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当地，后来进入东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东羌，而内迁入关中者则仍为西羌。对于东西羌的辨识和论证，显然深化了学界对于羌族历史的研究，极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在对南匈奴、东西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陈老师以他一贯的高屋建瓴的史识，又探讨了《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认为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使得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期间，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
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文章指出，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从匈奴别部到各族在迁徙运动中不断混杂，西晋黄河以北地区终于形成了杂胡化的趋势。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到民族大融合中间重要的一环。
三、注重教育教学
陈老师的历史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希望历史研究能在教育教学中发挥作用。他的许多论文，都在传递他的史学识见。如《一部重视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经验的书——读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是陈老师对王仲荦先生大作《魏晋南北朝史》的评述，陈老师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认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仅是纵谈古今，提供历史知识，还应该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它能够从总结历史盛衰经验中给读者以智慧和力量，鼓舞读者振奋精神献身四化。这样的历史著作才会有生命力，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他评述何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指出“自夏商周以后的中国通史，同时也应该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极为活跃、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斗争极为频繁、民族融合极为壮观的时期”，这一论断，对于初学者理解中古民族史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启发和指引。
他讲中国古代宰辅制度，开宗明义说其“作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君主专制体制下辅助皇帝进行决策的制度”，这样通俗易懂的解释，在制度史研究者中是不多见的。
陈老师的治学特点，体现在问题意识强烈，善于总结概括，提纲挈领，绝不拖泥带水含糊其辞，这些均反映了其卓越的史识和基于深厚学养的学术自信。
比如陈老师论说十六国坞堡问题，则直言“魏晋以后的坞壁是自然经济与依附关系的产物，在十六国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十六国统治者对坞壁的优抚和坞壁大姓豪强的合作，坞壁经济和依附关系渗入国家与军营，加速了十六国的封建化”简明扼要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再如，于北魏初年的宗主督护制，《通典·食货三》 概述曰：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陈老师征引了这段众人耳熟能详的史料后，直接说“上引《通典》前一句，来源于《魏书·李冲传》（详下）” 然后又指出“其实，并非北魏“立宗主督护制，所以人多隐冒”，而是“人多隐冒”，才立宗主督护制。这里恰恰颠倒了二者的因果关系”，类似这样犀利独到的见识，陈老师论著中往往有之。
陈老师治学，文风质朴，绝不哗众取宠，明白晓畅的语言中又满是家国情怀和对于历史的同情之了解。同时他对历史学应该有的治身、治学、致用的功能股市场外配资，也充满了期待，这对当下的历史教育和历史学研究，应该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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